第18章 人生在世,难得糊涂 (3)

第六章人生在世,难得糊涂(3)

郑板桥从不糊涂,唯其清醒、正派、刚直不阿,面对谗言无能为力时,才会有“难得糊涂”的感叹。“难”在何处?“难”在他毕竟清醒,心如明镜,无法对恶势力充耳不闻、视而不见;“难”在他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,对百姓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。只有假装糊涂,然则终究不能无观现实,遂痛苦于内,“淡然”于外,而生“难得糊涂”之叹了。

苏东坡深知,聪明人难做。他在诗中说道:人皆养子望聪明,我被聪明误一生。他的这句话也道出了普通人的苦衷。工作家庭、上司下属、亲朋好友,这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,假如人人事事都整个明明白白,累死你不说,没准倒霉的第一个就是你。

所以,人还是糊涂一些好,万事都作糊涂观,无所谓失,无所谓得,心大约也就宁静了。后人评论道:“真乃绝顶聪明人吐露的无可奈何语,是面对喧嚣人生、炎凉世态内心迸出的愤激词。”

纵观郑板桥的一生,从“一官归去来”,到“三绝诗书画”,我们可以看出,政治抱负与艺术创造,所需的素质和评价标准不同,要将其集于一身,其难度可想可知。

当官,有时候需要不惜手段地洞明人事,还须具备运筹于股掌之间的本领。而艺术创作则需要一副与世无争的“在野”心态,能不时以民间的活力,作为一块浇灌自己心灵的圣地。可以说,正因为有“一官归去来”的经历,最后才有“三绝诗书画”的收获。

虽然我们不能就板桥的艺术成就而感谢官场对他的“修理”,使他及早迷途知返;但官场的失败,带来了艺术的幸事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所以有一句话说:每当官场多了一个失意之人,艺术上就多了一位旷世之士。

想想也是,如果不是仕途上的失意,又怎么会有如许多文人骚客?没有这么多文人骚客,又怎么会有如许多牢骚之词呢?从屈原放逐而赋《离骚》,从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狂喜到“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的远离——政治,似乎成了中国文人心中永远的痛。

鲁迅先生评价郑板桥道:他只不过“叉手叉脚”地“表现了一点名士的牢骚气”而已(《淮风月谈·难得糊涂》)。

中国文人,总是满肚子的“不合时宜”:在政治上,他们过于理想;在艺术上,他们又过于超越。于是,即使他们已向世俗妥协,世人仍认为他们不够彻底;于是,他们就像梵高一样,永远不被人理解。于是,“束狂入世犹嫌放,学拙论文尚厌奇”的他们,也就只好一路狂怪、糊涂下去了。

4.大智若愚,绝圣去智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:“大智若愚,大巧若拙,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。”说得很有道理,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程度,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方向,所谓“绚烂之极,归于平淡”是也。

“智”与“愚”,是两个极端,所以也必定是智者所不取的,智者坚守“中道”,所谓“文章做到极处,无有他奇,只是恰好;人品做到极处,无有他异,只是本然”是也。

古语有言:外智而内愚,实愚也;外愚而内智,大智也。智愚之间的分别,在于内心的丰富还是贫乏,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。外表聪明的人,将精明表现在外表上,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精明干练。这样的人往往会给人一种威胁感,被人提防,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

真正的智者,遇事算大不算小,处事低调,为人豁达,做事有节适度。外表看上去愚笨糊涂,实则心知肚明。外愚内智的人,工作、生活中往往能与人和谐相处,左右逢源。

明代学士吕坤在《呻吟语》中说:“愚蠢的人,别人会讥笑他;聪明的人,别人会怀疑他。只有内心聪明而看起来愚笨的人,才是真正的智者。”

大智若愚,是人生的一种境界。大智若愚的人,其态度总是平淡如水,一幅与世无争的样子。他们或者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或者身居闹市,仍心清如镜。因为他们深知物极必反,刀磨得过于锋利,刀刃很快就会翻卷而失去作用。

有这样一则故事:北风和太阳比谁厉害,它们达成协议,谁能最先让一个走路的人脱掉衣服,谁就为赢。北风用尽力气呼呼地吹,但是它吹得越厉害,走路的人就把身上的衣服裹得越紧。

而太阳呢,它慢慢地放出热量,走路的人感到阳光的温暖,就一件一件地开始脱衣服;直到最后觉得太热了,索性把衣服全部脱掉,跳到河里去洗澡。

北风采取强硬手段,不仅没有达到效果,反而适得其反;太阳却很温柔,它知道智者不锐,所以它是以柔克刚。

“智者为人,心平气和,遇乱不惧,得宠不惊,受辱不躁;智者处事,含而不露,隐而不显,自自然然,实实在在。”

《菜根谭》中有言:浓肥辛甘非真味,真味只是淡;神奇卓异非至人,至人只是常。一个很有智慧的人,我们很难见到他有什么锐利之处。因为智者从来不以大刀阔斧、慷慨激昂表现自己,因此他也不会因为强大的反作用力而被击倒。这就像中国武术中的太极,以柔克刚、以弱胜强。

智者虽看似柔弱似水,其内心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。这样的人,最有可能成为成功者,因为他的“柔弱”中潜藏着足够的变通,像水一般,无所不至、无坚不摧。反之,一个爱出风头、爱钻牛角尖的人,往往最容易碰壁、失败。

古人言“勿以己之长而盖人,勿以己之善而形人”,我们不能毫无顾忌地显露自己的才能、智慧,这样,让他人往哪里站呢?做人需要“守愚”,需要韬光养晦,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老实、内秀之人。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道:“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。”真正的智者不会夸夸其谈,一味表现自己,他们往往是“沉默”的。他们知道“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”,外界的称誉、他人的恭维,很容易让人膨胀得失去自我。只有坚守内心的沉静、清明,才能活得真实、自然。

老子接着说:“绝圣弃智,民利百倍;绝仁弃义,民复孝慈;绝巧弃利,盗贼无有。此三者以为文,不足,故令有所属,见素抱朴,少私寡欲,绝学无忧。”

抛弃聪明智巧,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;抛弃仁义,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;抛弃巧诈和货利,盗贼也就没有了。圣智、仁义、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,作为治理社会病态的法则是不够的。所以要使人们的思想有所归属,就必须保持纯洁朴实的本性,以减少私欲杂念;就必须抛弃圣智礼法的浮文,以免于忧患。

人类在自然中,原本只是渺小脆弱的生物,但某些人却急着去表现他的伟大聪明,结果违反了自然之理,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。若能绝圣弃智,回复自然的本色,反而是民利百倍了。

口号喊得愈响的,必定是问题愈多的,只有在绝仁弃义的时候,仁义才能被真正遵守,人民才能恢复孝慈。

每个人都自认为聪明,每个人都只顾着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,社会自然是笑贫不笑娼,贪污横行,盗贼都成了英雄。只有绝巧弃利的时候,这个世界才能合理有序。

圣智、仁义、巧利,其实都是人伪,只是种文采而已,是不足以其来治理天下的,所以统治者会刻意强调,要别人来遵守。其实这样的做法,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。

老子这段话是崇尚朴质、自然,反对心机、狡诈。过分运用机智,的确会弄巧成拙,不如朴质直接来得有效果。这个道理,被庄子演绎得更加巧妙传神。在《庄子·天地篇》中,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
子贡到南边的楚国游历,返回晋国时,经过汉水的南岸,见一老人正在菜园里整地开畦,打了一条地道直通到井边,抱着水瓮浇水灌地。虽然他吃力地来来往往,却是用力多功效少。

子贡见了说:“如今有一种机械,每天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,用力很少而功效颇多,老先生你不想试试吗?”

种菜的老人抬起头看着子贡说:“应该怎么做呢?”

子贡说:“用木料加工成机械,后面重而前面轻,提水就像从井中抽水似的,快速犹如沸腾的水向外溢出一样,它的名字叫做桔槔。”

种菜的老人变了脸色讥笑着说:“我从我的老师那听到过这样的话: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,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;有了机巧之类的事,必定会出现机变之类的心思。机变的心思存留在胸中,那么不曾受到世俗沾染的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会变得不完备;纯洁空明的心境不完备,精神就不会专一安定;精神不能专一安定的人,大道也就不会充实他的心田。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办法,只不过感到羞辱而不愿那样做呀。”

子贡满面羞愧,低下头去不能作答。

从蛮荒时代到信息时代,科学的发展一直是人们所汲汲追求的。人们从不去考虑科学发展的弊端以及如何消除这些弊端,早在两千年前的庄子看到了,他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产生“机巧”之类的事,“机巧”的出现必然产生“机变”的心思。这样发展下去,整个社会难免会陷入混乱、失序当中。

铁器时代取代石器时代,是科学进步的结果,这使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。但随即杀人的手段也更进步、更快捷、更方便,可以一刀致人于非命,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

火药的出现使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有了新的手段,开山辟路无不显示其威力,但随即杀人的手段也不知提高了多少倍。在冷兵器时代,杀人只能一个一个地杀,现在好了,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杀一大群、一杀一大片。

科技的过度发展,使人类更接近于自己挖掘的坟墓。信息时代使我们暗自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光,生活上我们想吃什么有什么,想怎样做就怎样做,真可谓随心所欲。但杀人的手段也已经到了更加疯狂的地步,美国、俄罗斯任何一个国家的核武器都足以使整个地球进入“核冬天”而毁灭。

科学的过度发展,使我们人类已经为自己掘好了豪华的坟墓。所以,当我们为科学发展高唱赞歌的时候,也别忘了像庄子一样,反思一下。如果由于过度关注外在而使我们忽略了自己的内心,如果只有物质、没有精神,我们如何获得人生的平衡,社会的良性发展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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